时事新闻评论:中国起步迈向“市民化”时代

时间:2018-07-01   作者:丨   来源:未知
 

  3月19日上午,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等6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国新办记者会现场,共同解读这一规划。“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、战略性、基础性的规划,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。”徐宪平说。

 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,今后一个时期,要着重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,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。

  规划能否落地,魏后凯认为,关键是采取哪些配套措施。“未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规划的实现,包括户籍制度、社会等改革要一项项推进,配套措施要一项项出台”。

  肖金成:控制城市用地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,但这会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。其实,关于城市用地的标准早就有了,之前国家规定的是一平方公里的人口为1万人,但是按照户籍人口来执行的,而且执行得不严格。

  肖金成说,这是规划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。过去地方的城镇化在认识上有一些问题,而规划的出台有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,有利于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,明确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,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目标。

  魏后凯:如果仅仅从社会覆盖率来讲,那到2020年以前就应该全覆盖,所以,这个目标还是偏低的。目前,这项指标的难点在于城乡二元的差距很大,怎么结合?中央刚刚提出将城乡养老保险统一起来,我认为,未来城乡医疗保险也要统一起来,这个难度更大。

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提高到45%,这意味着每年要解决1500万人的市民化问题,关键是转移人口的落户。现在的困难是大城市要控制人口,但农民不太愿意去小城镇落户,这就形成一个矛盾。

  据徐宪平介绍,2013年,我国7.3亿城镇人口中,有2.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养老、性住房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,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。

  魏后凯:现在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早就超过这个指标了,粤ICP备65222498号-1。2012年就在130平米左右,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。现在要将这一指标控制在100平米以内难度很大,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得财政收入。(记者 李凤桃)

  肖金成:这些指标非常有意义,幸运飞艇网址它把农业转移人口所在地城市政府的责任明确了,但我认为推动起来还有一定难度。在社会方面,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全覆盖,社会跨省转移还没有实现,全国还没有实现统一的社保制度和标准;在子女入学方面,很多农民工子女没有办法到公办学校就读。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,地方城市政府需要强力去推动才能实现目标。

 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表示,这是建国60多年来,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。“规划明确以人为本,从五个方面界定新型城镇化的内涵,对人也做了表述,就是指农业转移人口,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做了明确界定,对包括户籍制度、公共服务、子女就学等等都做了安排,这是一个突破”。

  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,与其直接关联的就是户籍制度改革。“我们看到的户籍只是一个表象的外壳,关键是隐含在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、社会、福利待遇,而推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意味着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,为农民工缴纳社保需要投钱,过去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市民进行管理,如今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人口。”肖金成说。

  肖金成认为,有了这些指标,未来就要按照这个指标对各个城市进行监督检查,如果达不到城市的人口规模,那就要在用地上进行限制,再比如农民工子女入学、社会方面要达到指标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,那可以对各个城市的进程进行比较,对外公布,然后,每年给城市确定一个具体指标。

  魏后凯: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有意义。2020年能否实现45%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,关键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程度、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能不能跟上。目前,我国已经有15个省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,14省份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,但原来户籍人口和新纳入户籍人口的标准还存在差距,其背后公共服务还是原来的状况。

  一位多次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告诉记者,规划编制期间有两个难点:一是体制性的问题。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社会制度等体制性框架已成为城镇化的障碍,而破解每一个障碍都需要改革的推动。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冲突。“现在地方积极性很高,搞城镇化大推进,但只重视城镇化的速度和扩张土地;而中央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,提高市民化程度,城镇化积极稳妥推进”。

  “2020年,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不低于99%,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低于90%,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8%。”

  规划明确提出“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”。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认为,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对城镇化的正本清源。“农民工不仅是生产者,还是生活者。我们不但要给农民工提供就业,还要让他们能在城市里面体面地生活下来,让他们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。这也是规划的最大亮点。”

  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部顶层纲领性文件,不仅明确了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任务、目标,也给出了城镇化路径。

  此外,城市公共建设、环境资源的集约式发展都将带来地方公共支出的增加。上述多次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表示,地方政府不情愿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本,这是城镇化规划制定和推行的现实阻力。

  目前,我国很多城市还是达不到这个指标。现在要按照常住人口来确定城市用地,一些城市就更难达标。但是,这样做可以鼓励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。常住人口比较多、城市规模较小的城市就可以扩大城市规模,而对于常住人口比较少、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,就可以抑制他们粗放式开发城市土地的做法。

 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,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,“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、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机制”。规划则进一步细化了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措施,提出将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,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要考虑常住人口,鼓励城市接纳农业转移人口。

  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解决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会从两个方面来推进:一、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城镇化建设的力度,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限,完善现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制度,探索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相结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办法;二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,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、合理定价、财政补贴等公开透明方式,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。

 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从80%提高到99%,实现这个目标问题不大,问题在于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的只有一半左右,还有50%留守在农村,留在农村的那一部分,包括留守儿童的问题怎么解决?

  肖金成:到2020年还有6年时间,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3.7%,与目标的差距是6个多点,这意味着未来我们每年城镇化率要增长1个百分点。如果到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4亿人,则每年转移的农业人口是1300万~1400万,这个指标是稳妥的,是完全可以达到的。

  徐宪平向记者表示,各个城市会因地制宜、差异化地来执行相关指标,比如,各类城市的落户政策就有所不同,“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,有省会城市,有地级市,还有县城,而我们的规划就明确提出,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标准,并向社会公布,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期和选择”。

  “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,是变农业转移人口为市民,并且让他们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过程,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城镇化就是市民化。”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,“不解决市民化,城镇化就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,是不完全的城镇化。”

  规划首次给予了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约束性指标,要求到2020年,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%左右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左右;规划还从基本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、资源环境三个方面设定了16个分指标。比如,要求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达到99%,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达60%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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